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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者按：保尔森曾在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供职多年，2006年开始担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对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极为重视，在担任财长之前就曾经70多次到访中国，而在他开始担任财政部长以后，更是一力促成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一重要的双边高层交往机制，为中美之间沟通和解决实际问题搭建了平台。7月17日，保尔森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就中美关系发表讲话，并围绕其刚刚发表的文章《美中经济关系的新框架》阐述其观点。保尔森指出，美国从中国进口以及中国企业对美投资都对美国有利。本篇为保尔森文章全文。

  近四十年，在美国政策和意见领袖之间有一个广泛共识，那就是中国的成功一定会最终惠及美国。但现在，这项长期共识却正在瓦解。我们应该新共识，而这项共识应当建立在中美关系新框架的基础之上。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而是一个日臻成熟的既定经济体。

  从理查德•尼克松到巴拉克•奥巴马，每一位美国总统都积极促进中美之间的紧密经济关系。美国欢迎中国商品的进口，鼓励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交流商业经验，互换技术。美国还全力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支持中国参与制定国际准则的各类国际论坛。

  • 在金融危机中，美国面临财政和经济上的挑战，而中国则保持相对稳健的经济增长。

  • 中国企业加快产业链的速度比许多美国同行们所预想的要快。因此，在世界上美国具有核心比较优势的一些领域，例如先进电子设备和飞行器制造业，中国慢慢的开始与美国相抗衡（或开始表现出与美国相抗衡的潜力。）

  • 中国的军力增强以及贸易政策被一些人视作威胁。这使得慢慢的变多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作一个特定的战略竞争者，甚至潜在的敌人。

  好消息是，恢复美国竞争力、修复我们财政危机的权力还大部分掌握在我们手上。所有的这样一些问题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不是中国。至今，我们仍是世界最大最富裕的经济体。确实，比起中国和其他大国所遭遇的挑战，尽管我们应该面对的问题相当可观，却并不是那么令人沮丧了。

  但这里也有坏消息：随着中美两国的经济依存加大，过去支撑着两国关系的积极共识却在瓦解。中国已经与美国和欧洲一起跻身世界经济的三大增长引擎之一。相应地，中国的经济问题会渗透到美国经济中去。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中国从过分依赖出口和不动产投资的经济模式中转型，这样的成功与美国未来的经济成就也息息相关。

  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挑战正在增加，而这也正威胁着中国在这几十年来所取得的瞩目成就。坦率地说，如果中国没能克服这些困难，美国也将遭殃。况且，如果世界经济的三大增长引擎同时遭受经济危机，我们是承受不起的。

  因此，无论十一月大选将会选谁成为美国总统，他不仅要努力修复中美之间积极的经济关系，也要转变政策，让中美这两大经济体迈向互利互惠的方向。

  为了能构建一个更为互惠互利的经济框架，我们应该一些新原则来指导中美关系。事实上，美国和中国正在摆脱一个过时的经济框架，当时中国还只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在技术、经济、工业和政治领域已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对当下数量可观而又充满变数的经济挑战，我们的现有政策已经不足以应对。

  来自中国的投资增多，我们也能从中获益。毕竟，中国拥有超过30亿美元的外汇存底（其中大部分为美元储备），而各个公司也手握着数十亿美元希望能在中国投资。曾经，美国的投资主要流向中国，而现在通过为美国的工人、农民和牧场主们创造就业的方式，我们应该来自中国的投资。我们应当将美元要回来，投在更有生产力的方面，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刺激美国经济。

  对中国一方来说，中国也需要在美国市场得到公平对待。中国希望能调整有关政策，使其可以更加好地获得技术，同时中国也需要更清晰、更具可预测性的在美投资流程。

  对美国而言，放宽资本和跨国投资限制意味着对华投资的进一步开放，这也将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

  而对中国，这项原则意味着中国有必要进行经济改革，而这样的经济改革是中国很可能会摈弃的。

  我们需要对中国政府施压。中国应当推行自由浮动型货币，并加快资本账户自由化进程。但同时，中国应当正确使用政府的金融工具，将中国放在应对当下金融危机的位置，防止中国自己陷入危机的泥潭。这很重要。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来说，实在是太庞大了，并且过于依赖出口。谁的需求在推动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对这种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可能被忽视的。坦白说，这一次经济危机之后，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要求应当更为迫切。比方说，过去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有能力将自己的金融体系与外界隔离。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这一幕再度重演。但是，中国这一6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已经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它不可能对欧洲和美国所发生的一切经济问题完全免疫。

  尽管海外直接投资（FDI）是重振我们经济体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许多美国人还是对其采取消极态度。海外直接投资在美国创造了560万个就业岗位，这中间还包括超过200万个的制造业岗位。这些岗位的平均薪资比美国平均薪资水平要高32%。据美国政府估计，中国企业子公司在美国雇佣的员工数量，要比2009年多出4000个。

  尽管中国企业会认为，中国投资在美国不受欢迎，中国企业也没办法理解美国的投资流程，但至少他们还愿意对美投资——所以，美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 发布更多清晰的投资案例，包括过去成功的和失败的案例，解答外国企业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疑惑。

  • 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有意愿在美国来投资，因此我们应该制定相应的流程，确定这些国企境外投资的原则，就像之前《圣地亚哥原则》对主权财富基金的规定一样。美国应当在这一流程上起带头作用。

  对于美国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要阐明新的规章制度，并执行合理的监管措施。同时也代表着修正那些有缺陷的政策，那些政策导致了庞大的消费者债务、住房市场泡沫以及摇摇欲坠的家庭杠杆比率。

  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加速金融改革、加强监管以及使非银行债务透明化。同时，也要弥补巨额债务和主要生产商分配等方面的政策不足。

  运作良好的市场向需要的地方转入资金，同时也创造隐形的经济过剩和资产泡沫，以此保护金融体系，这会适得其反，造成不稳定的局面。中美两国都需要加强金融创新，提高自由度，同时我们也需要加强金融监督管理，提高市场的透明度。

  对美国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经济和保持竞争力的时候，必须客服“市场缺乏信心”这一弊病。在2007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市场对抵押证券，甚至于所有的证券都失去了信心，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复杂而难以解决。

  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投资风险超出了人们的理解，信用评级失去了意义。尤其在证券产品方面，信用评级机构失去了信誉。每一个机构都说自己是健康的，直到它们一个个倒下。

  对中国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克服“缺乏透明度”——尤其是克服对政府数据的不信任和对公司会计审计的质疑。最近在美国，一些偷偷摸摸登记的中国公司明目张胆地进行欺诈行为，使中国银行的透明度问题愈演愈烈。所以，为了重建信任，我们应该中国政府与各级部门，和公司的会计审计部门一起来修正这个问题。

  还有另一个因素来支撑我们对于市场的信心，那就是我们应该一个更强大的政府恪守承诺，来解决各自遇到的经济难题。对中国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兑现承诺，不仅提高经济稳步的增长，同时达到平衡，以此来实现可持续增长。所以，我们一定要与中国政府在一个积极的议程中合作，帮他们做得更理想。而对美国来说，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政治共识来解决我们的财政赤字问题。同时，我们应该基础性的改革来恢复我们的竞争力。改革包括福利、税收、移民、住房、能源、教育、培训和我们的知识产权制度方面，也不仅仅局限于这些方面。

  对于美国来说，这是在争取和中国的双边贸易谈判。全球贸易的发展进程十分之快。这同时意味着，逐渐给予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对于中国来说，在以下三个方面要更加重视和严肃对待：

  对美国来说，要做到改革过时的出口控制系统，同时确保国家安全。很多时候，我们限制了那些能为美国带来就业岗位和经济利益的贸易。

  另外，关于清洁能源政策的挑战非常紧迫，我们在技术输入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中美试点项目，服务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使能源消费者和碳排放者更好地利用这项技术。

  对于中国而言，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尊重和强化关于知识产权的承诺。但根本上，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实现从知识产权的消费者到创造者的转变，而不是用“开后门”的方式进入市场并获取别人的知识产权。只有当中国开始创新而不是复制时，才能有持续的动力保护知识产权。

  在这五个原则的框架体系内，我们大家可以使中美两个经济体步入更为互利互惠的阶段。我们不需要与中国共同行动，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同样的步调——时而独立，时而统一。这有利于中美双方的经济持续增长。

  在根本上，面对一个更具有竞争力的中国，我们做需要做的就是重建我们的经济，解决我们的财政赤字，增加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希望，这些都需要在两党合作和改革的基础上实现。

  美国的过度消费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事后我们得知，就像所有的泡沫一样，过度消费是不可持续的。就像美国家庭修复他们的收入支出表一样，消费者支出不会再向从前那样带来经济稳步的增长。但是我们的经济有很强的复原能力，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我们的领导者将承担按需调整政策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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